婚姻家庭法-婚姻家庭律师

family law

发布时间:2020-05-29 10:29 作者:律师网

 
婚姻家庭法

婚姻家庭

姻家庭法是以婚姻家庭的法律规范和现象为基础的研究对象为基本法学科。本课程介绍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历史、立法体例、基本原则和法律措施
新中国婚姻家庭法是1950年《婚姻法》创立的,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停滞不前,1980年《婚姻法》复兴和发展起来的。20世纪90年代,它逐渐形成了婚姻法的主体、收养法的支持主体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其他部门法律的相关规范和不同效力层次的法律渊源是相辅相成的分权结构。伴随着这一点,婚姻家庭法修订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到90年代中期达成共识,目前已被提上立法工作的议事日程,初步完成了“专家试行稿”,并正在讨论之中。参与这一跨世纪重要立法研究的学者应该感到沉重的学术和历史责任。为此,笔者从五个方面对我国婚姻家庭法的宏观定位提出了粗浅的见解,以期促进和深化学术界同仁,并将其纳入具体的法律体系建设。

价值定位

认识婚姻家庭法的价值定位,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
婚姻家庭的属性内涵决定着个体化和社会化。婚姻家庭法调整的对象是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其特殊性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个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矛盾兼容。
可以说,婚姻家庭是原始动物性与社会性、个体需要与社会生存发展需要不可调和的必然产物。和解的结果是社会为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建立了一个范式,引导和迫使人们在这个范式中满足自己的自然表现和社会需要;如果我们超越了这个范式,我们就应该承担不利的后果。
这种范式最集中、最明确、最严格的形式是婚姻家庭法。因此,婚姻家庭法价值中心的选择有三种可能:一是以自然需要和个人利益为中心的个人本位;二是以社会需要和社会利益为中心的社会本位;三是整合婚姻家庭法价值中心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和谐兼顾。
现代社会的运行和发展模式决定了婚姻家庭法价值认知和选择的二元性:一方面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条件,极大地满足社会成员的个人需求,保护个人利益,保障基本人权,要求个人服从社会,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强化责任和义务,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婚姻家庭法的认定和保护有两个标准主体:一个是社会主体,另一个是个人主体。作为两者的实现媒介,它是婚姻共同体和家庭共同体。
第二
婚姻家庭法的民法属性决定了其基本价值取向。在调整对象上,婚姻家庭法属于民法范畴,是私法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法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借助民法中私人利益的合理运作,确认主体的私人利益,调整私人利益关系,实现整个社会利益的平衡和完整实现。
以调整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为特征的婚姻家庭法根植于具有普遍意义的微观社会生活之中,其规范对象也具有明确的“私利关系”取向,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的自然需要和利益来源于婚姻家庭的自然属性,是人格化的本质利益,而不是客观利益,婚姻家庭法的特征是由婚姻家庭的社会机制所衍生的个人身份利益和伴随而来的财产利益可以称为伦理法律权益。
现代婚姻家庭法的价值取向在于确认这种利益,调整主体间的互动关系,通过确保这种“私利”的最佳满足,实现婚姻家庭社会功能的有效实现。基于此,婚姻家庭法与民法的共同功能是将确认和调整后的私利关系归属于权利主体,建立民事权利体系,保障私权,从而奠定了权利法的基本属性,使法律价值显得个人优于社会。
然而,当代民法的进一步发展已经突破了这一传统趋势。过去,绝对的、神圣的私权逐渐走向相对的、有限的私权,社会本位的价值日益凸显。婚姻家庭法兼顾个人和社会的双重价值,既是民法潮流的表现,也是典型的确认。
第三
在功能定位上,婚姻家庭法应力求兼顾公法功能与私法属性,保障功能与权利本位并存。由于婚姻家庭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关系,它毕竟不同于公民社会的价值或利益规则。它源于人的关系秩序的本质和自然的社会共同体结构,而不是目的性的利益关系。其存在和功能具有鲜明的公法秩序、社会保障和福利属性,保护弱者和利他主义者的价值取向直接包含在权利义务关系中。意志的自主性、授权的强制性和社会规范性、强制性和个人的需要与社会利益、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密不可分的。
因此,我国婚姻家庭法既要注重与民法一般价值体系的一致性,又要坚持其内在的功能规则,使“公法”功能与“私法”属性得到兼顾,保护功能与权利标准并存。

内容定位

婚姻家庭法的内容包括相对身份法和相对财产法。前者源于婚姻家庭关系秩序,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身份法;后者源于前者,但更接近物权法范畴。在古代社会,家族亲属制度具有明显的等级特权和统治服从的身份伦理属性。
维护这种地位等级关系,不仅是人类道德的本质,也是法律规范的重点。因此,婚姻家庭法的价值标准是身份,亲属财产关系只能服务于这种身份,处于从属地位。现代社会从“身份到契约”、从“家庭本位”的农业社会向“人本位”的市民社会的转型,也带来了婚姻重心和家庭内容的转移。
反映等级特权、支配服从性人际关系的传统身份法,因难以与独立、自由、平等的公民人格社会相适应而失去了法律意义;法律不再重视婚姻家庭关系的调整,但要以人的权益为独立人格标准。因此,传统亲属身份法的内容在不断减少,亲属财产法在法律中得到了细化。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宗法家庭及其相关制度发挥了特别重要的社会作用,创造了一套控制人们的婚姻家庭行为和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融合了君主、儿子之间的关系,将父子纳入礼法合一的身份伦理模式,确立了以牺牲个人利益为目的的身份伦理模式,强调了等级制度和孝道的婚姻家庭价值体系的尊重、支配和服从。
这种礼法并重的社会地位价值体系由来已久,在中国根深蒂固。一方面,由于它的封建性和腐朽落后性,构成了新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和婚姻家庭立法的主要斗争目标,这使得我国婚姻家庭法自建立以来,必须着力于废除旧礼节,建立新的身份关系,身份法的地位尤为突出。
另一方面,由于其不屈不挠的文化传统的惯性和社会传承性,它潜伏在新的时空中,不仅停留在人们的道德和法律意识中,而且不自觉地影响着新法律的立法实践和执法运行,难以完全超越传统固有法强调身份、伦理和家庭本位。
再加上新中国几十年来社会制度的直接作用,两部《婚姻法》都呈现出忽视亲属财产法的特点,带来了婚姻家庭中利益关系和财产关系的规范或空白或简略。
在现代市民社会中,身份关系弱化,财产关系增多,传统家庭法的内在表现正在消失,导致婚姻家庭法在原则和内容上接近民法,或直接被民法所接受。因此,中国台湾学者陈其炎先生指出,“随着时间和月份的推移,个人对自身价格的自觉性逐渐增强,由于经济和生活单位的逐步个性化,二者是因果关系,导致社会上的各种组合,逐渐成为目的的结合。
简言之,身份法的主导范围被缩小,财产法最终取而代之。例如,现代法律中的亲子关系必须有亲子财产法;婚姻关系也应该有夫妻财产制作为其基础;至于继承、父母权利、监护等法律关系,而不是身份法,可以称之为财产法规范,但间接地以身份法为前提。”基于此,现代婚姻家庭法在立法内容上已经或正在从亲属身份法向亲属财产法倾斜。
我国婚姻家庭法的重心应转移到相对财产法上来。一方面,进一步界定了公民社会最后一个地位王国亲属关系权利义务的具体内涵。另一方面,充分借鉴国外现代亲属法改革发展的经验,加强亲属财产法的立法,确认和保护亲属财产权益,调整婚姻家庭领域的物质利益冲突,创造良好的微观层次经济秩序应与社会经济运行轨道同步,以弥补现行法律在这方面的严重滞后。
这是从身份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变的必然要求。随着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婚姻家庭法的重构也成为时代的使命。当然,在立法上重视和加强婚姻家庭领域物质利益的调整,吸收国外亲属财产法的合理形式和内容,弥补现行法律的不足,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强调伦理道德的民族传统,道德、和谐、精神,但希望能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两者兼容并蓄、互利互补,不相互排斥、不矛盾。

社会意义

婚姻家庭法具有弱者保护功能,这一命题的合理性至少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婚姻家庭的社会功能;二是法律的价值;三是婚姻家庭法的特点。
社会功​能
婚姻家庭不仅是成年人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建立和维持的自由关系,而且是一个具有相同生活目标的亲属群体,不能根据功利的原因随意处置。婚姻家庭自诞生以来,在人口、老人、儿童的再生产、生产和消费的组织等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承担了许多社会功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社会学的普遍观点,婚姻家庭是因其功能而存在的,生育一直是婚姻家庭的基本功能。[1] 费孝通认为,“在男女分工体系中,一个完整的照顾群体必须包括男女之间的合作。男女的长期结合,男女之间的分工和共同养育的作用,可以形成一对夫妇和一个家庭。在这份婚姻合同中,夫妻和亲子两种社会关系是同时缔结的。”
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婚姻家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男女幸福的需求凸显。基于个体的夫妻情感因素已经成为婚姻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家庭的养育功能和经济生活功能并没有减弱或丧失。忽视婚姻家庭的传统价值,不符合客观现实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轻率、任意离婚、放弃对子女的责任等践踏婚姻家庭内在品质的行为,将严重影响婚姻家庭的社会功能,尤其是育儿功能。其代价必须是弱者(主要是妻子和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受到损害,福利被剥夺。据有关统计,60%左右的离婚涉及未成年子女,70%以上的离婚妇女和未成年子女生活水平下降。
婚姻家庭作为人类经过不断探索而选择的性别与血缘相结合的形式,一直是由制度化的力量(如法律规范、道德规范、习惯规则等)维系和发展的,而各种婚姻家庭制度对保障其社会功能的顺利实现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社会还需要婚姻家庭的功能时,就需要婚姻家庭的法律制度,特别是婚姻家庭的法律制度。没有婚姻家庭法的保护,婚姻家庭难以延续,婚姻家庭的社会功能难以发挥。
法律的​价值
根据法学理论,法律包含着正义、公平、效率、秩序等价值。就公平而言,最简单的理解是平等的人被同等对待。老百姓最熟悉的一句话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事实上,站在法律面前的人的社会地位总是不平等的。
在经济、社会、个人能力和机会不平等的条件下,法律对人一视同仁。它不仅可以减少不平等,而且可以使不平等自然化,甚至加深不平等。公平有时可以实现社会公平,但只有当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达到最大合理状态时,才有可能。如果现实家庭的权益分配仍然处于不合理的状态,这种公平至多具有形式正义的意义,并不体现实质正义。
从这个角度看,法律有必要区别对待不同的人。对一些弱势群体的特殊照顾和保护,可以弥补弱势群体相对于弱势群体的劣势。如果公平原则包括资源的再分配和均等化,则必须对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成员给予特殊待遇。例如,向没有收入的离婚妇女支付赡养费是公平的,因为只有这样,这些妇女的生存能力才能提高到与其他妇女一样的水平,然后她们才能平等地受益于现有的谋生机会。
目前,城乡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社会资源不足以供养大量贫困家庭,不足以供养那么多弱势家庭。在这种情况下,婚姻家庭法通过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来保护弱者显得尤为重要。一部好的法律本身就是正义的体现,当然,它贯穿于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之中,我们把社会正义看作是法律的概念。婚姻家庭法的价值之一是保护弱者,这是它的理念。
特点
婚姻家庭法是调整具有特定亲属地位的人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地位法。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特殊的人际关系不是为了功利而产生和存在的,由亲属身份衍生出来的财产关系也不反映直接的经济目的,主要体现了亲属共同生活和家庭功能的要求一定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色彩。与民间社会其他物权法不同的是,它不具有等价赔偿的性质。
在物权法领域,同一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一般具有对价关系,其实质是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交换,权利义务的区别非常明显。在婚姻家庭法领域,一些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甚至难以区分。例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约束和保护,既可以看作父母的权利,也可以看作父母的义务。义务的履行与权利的行使是同时的、不可分割的,婚姻家庭法在不知不觉中维护着弱者的权益。
从某种意义上说,婚姻家庭法可以称之为道德法,也可以称之为法律道德,这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不可排斥。与其他大多数“非个人”的法律规范不同,婚姻家庭法的伦理性体现了法律制度的人文关怀。它的触角伸向道德平衡、自律规则甚至情感世界。
它试图以大量非选择性的强制性规范,引导人们的婚姻家庭生活步入社会秩序和良好风尚的轨道,这些规范因其扶弱济贫的公益属性而被法律所塑造。公民可以选择是否缔结这些法律关系,如结婚与否、生育与否、收养与否。一旦作出进入的决定,必然会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这些后果是事先规定的,也是法律严格规定的。当事人不得自行或者协议变更。
亲属的权利义务大多由法律规定,不能随意或频繁变更。与其他民法中大量规定财产关系的任意性规范强调意思自治和人身本位不同,民法中常用的意思自治原则受到婚姻家庭法的各种限制。
在民主的社会制度中,婚姻家庭法一般具有公法的一些特点,并十分重视国家和社会公权力的介入。对婚姻家庭进行法律干预的基本方法是直接而明确的:如利用共同财产所有权实现夫妻财产共享,避免分产制对妇女的实际不公;规定家庭赡养义务,为妇女、儿童和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条件;建立父母权利和监护制度,确保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明确非婚生子女的诉求,使最弱势群体得到最适当的照顾和支持;承认配偶权,让利益受损的一方通过具体程序等获得救济。
我国婚姻家庭法对弱势群体给予了应有的优待。今后要继续扩大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例如,在确认婚姻无效时,应当区分无效婚姻制度的当事人善意、恶意和部分溯及力;加大对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行政处罚和民事制裁力度;调整支付离婚抚养费和照顾费,以弥补离婚带来的不良后果,使因离婚而陷入困境的弱者有足够的能力走向新生活。通过这样的努力,婚姻家庭将得到发展,婚姻家庭法将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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